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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收養子女應當辦理什么樣的手續 (附真實案例)

      來源:www.hun-inlawyer.com   作者:曹曉靜律師  時間:2021-05-28

      現實生活中,有那么一些孩子,或者是父母去世,或者是被拋棄而無人撫養,或者家境貧困父母無力撫養,他們需要被人收養。另一方面,又有很多家庭,因為不能生育孩子或者是失獨家庭而想擁有孩子的夫妻,他們需要收養孩子。由于對收養法律法規的不了解,或者是收養條件、收養手續的限制問題,有些人出于善意收養孩子,但是并未依照收養法,辦理正規的收養手續,從而成了“灰色收養”;更有人直接通過網絡平臺發布的收養、領養信息私下保養孩子,由于孩子的來源不明,也未到民政部門進行登記,屬于非法收養行為,甚至會涉嫌犯罪?!吨腥A人民共和國收養法》自1992年4月1日實施以后,根據法律法規的規定,收養孩子需要符合一定的條件,并到縣(區)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辦理相關收養手續。若收養行為發生在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》實施以前,因我國當時并無專門關于收養子女的法律規定,針對收養子女沒有明確的規范性要求,亦無須相關機關的登記或者確認,一般情況下,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長期共同生活,之間有扶養的事實,公開承認其養父母養子女關系,以父母子女相稱,并為群眾及有關組織所公認,應認定為合法的收養關系。

      參考案例:

          劉某原名裴某,其生母王某2與王某1系同父異母的姐妹。王某1原籍山西省垣曲縣某村,劉某系山西省某村人。1968年左右,王某1在文革期間因成分問題被單位由北京遣送回老家山西省原籍,當時王某1攜帶小女兒劉某4回的山西老家,其愛人劉某5留在北京,當時王某1由于生活困難,于是和劉某生母王某2商量把劉某過繼給她,劉某的戶口也遷至原籍王某1家,當時劉某12歲左右,并將原裴姓改為劉姓,叫劉某。1978年左右落實政策后,王某1獲得平反,恢復了工作并回到了北京,但當時劉某的戶口因為政策問題沒有能跟著回去,后來王某1通過單位給劉某辦理了農轉非戶口,來到北京生活。2016年劉某向法院起訴,要求確認劉某與王某1之間事實收養關系成立。

      劉某提交如下證據:第一組:證據1、垣曲縣某村民委員會于2014年12月29日出具的《情況證明》一份,內容為:“王某1,……在某大(隊)生活期間共有五口,系丈夫劉某5(已去世)、長女劉某7、次女劉某4、養子劉某?!?。通過我村當時知情的部分鄰里群眾和干部的事實證言,說明劉某1就是劉某5、王某3的過繼兒子”。垣曲縣公安局某派出所在上述《情況證明》上注明“情況屬實”字樣并加蓋公章。證據2、劉某于1979年12月參加工作時填寫的《集體所有制招收固定工登記表》,其中注明劉某現籍為山西省垣曲縣某村,家庭成員中包括父親劉某5、母親王某1、姐姐劉某7、妹妹劉燕。證據3、垣曲縣古城鎮某村民委員會出具的《證明》一份,內容為:“茲有我村裴某,在1969年左右,經雙方父母親同意,去給同善鎮某村小姨王某1姨夫劉某5家頂門做兒”。證據4、裴氏家譜,內容為“XX繼配同善鎮某村王公士凱長女,某。子四:長呂某、次某、三某出繼北京姨母劉姓為子、四某”。

        第二組證據:證據1、《某村部分村民關于劉某與王某1母子關系的證言》,記錄人為村長黃某,講述人為候某、蘇小某、狄某,內容為:“劉某大約是68年從原某人民公社轉入同善公社某村第二生產隊過繼給劉某5家做兒子,……,今天我們證明劉某1與劉某5、王某1是父子母子關系,……”。證據2、王某1之外甥女婿李某的證言,證明劉某系王某1養子。證據3、王某1表弟蘇某的證言,證明王某2將三兒子劉某過繼給王某1為子,過繼時劉某12-13歲,承擔了大部分農活負擔,此后一直以母子相稱。證據4、情況說明,原西三旗街道某社區居委會委員黃某1、王某1的同事及鄰居、劉某6的同事等人共同出具的,證明上述證人均系通過王某1夫婦認識的劉某夫婦,在王某1向其介紹時,表明劉某系其兒子,他們對王某1夫婦一直是以父母相稱的。劉某另申請倪某、王某某、譚某等七人作為證人出庭作證,證明其在不同的時段與王某1以母子關系共同生活的事實。

      劉某提交的第三組證據:證據1、北京市某廠于1999年9月29日出具的《證明》,內容為:“我單位離休干部王某1之子劉某,從山西地質局下崗,因其父母年紀較大,身體有病,經濟、住房困難,需要劉某回京照顧。特此證明”。證據2、北京某速機廠家委會于2000年6月10日出具的《證明》,內容為:“現有我家委會管轄內離休干部王某1之子劉某、兒媳譚某于年初下崗,生活十分困難,致使孫女劉某2高中畢業后無力繼續求學,……”。證據3、小區家庭健康檔案調查表,家庭成員中劉某填寫為王某1之子,劉某表示該調查表系王某1本人填寫。證據4、2013年9月24日王某1、劉某2與譚某的談話錄音,證明王某1自述“我好歹弄了你爸(指劉某)四十多年,他12歲跟的我”,且王某1與劉某之女劉某2以奶奶孫子相稱。證據5、王某1于1987年5月6日、9月13日,1989年3月31日,2006年3月18日和3月19日書寫的申請書五份以及入戶申請表一份,證明王某1認可劉某系其兒子,并向單位申請將孫女劉某2戶口遷回北京。證據6、收條,內容為“今收到某1送來購房款6700。媽于93.元.27”。劉某表示該收條為王某1手寫,落款處自稱“媽”。證據7、照片若干張,證明王某1認可其與劉某的母子關系,照片背面由王某1書寫“母子合影”、“祖孫合影”、“全家合影”等字樣。證據8、庭審筆錄,證明趙某1在(2014)海民初字第14464號案件中曾出庭作證,說明了劉某過繼給王某1的過程。證據9、小區停車證,證明王某1為劉某2辦理了小區停車證。另劉某陳述,其到北京后經常給王某1購買日常用品,住院期間進行照顧,自2000年起,每周末都會去看望王某1,每次三至四天,劉某之妻還會帶王某1到公園活動,王某1向他人介紹說是兒媳婦。

      王某1主張其從未收養過子女,亦不認可與劉某形成事實收養關系,為此提交了西三旗派出所證明信、繼承權公證親屬關系證明信、北京市求是公證處繼承權公證書、劉某生母王某2的墓碑照片、某派出所出具的《情況說明》、《北京市某三廠黨總支關于王某1復查的請示報告》(1976年)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遷送人員復查申請表(1977年8月13日)、工人職員退休審批意見書(1977年8月4日)、中國共產黨北京市某三廠總支部委員會關于王某1返京落戶的請示報告(1979年2月24日)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返京可予落戶人員審批表(1979年2月27日)、北京市退休干部改離職休養審批表(1988年2月7日)等證據,證明王某1只有女兒,沒有養子,王某1從未與劉某存在法律上與事實上的收養關系。并申請高某、高某1、劉某7等證人出庭作證。

      一審法院認為,收養是領養他人子女為自己子女的民事法律行為,使原來沒有父母子女關系的人們之間產生法律擬制的父母子女關系,收養人為養父和養母,被收養人為養子或養女。1999年4月1日修正后的《收養法》第15規定:“收養應當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。收養關系自登記之日起成立”。1999年5月25日,《中國公民收養子女登記辦法》施行。本案中,王某2夫婦未與王某1夫婦訂立書面協議,亦未向民政部門登記,但劉某主張開始與王某1共同生活的時間為1968年左右,根據1992年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學習、宣傳、貫徹執行的通知》第二條規定:“收養法施行后,各級人民法院必須嚴格執行,收養法施行后發生的收養關系,審理時適用收養法。收養法施行前受理,施行時尚未審結的收養案件,或者收養法施行前發生的收養關系,收養法施行后當事人訴請確認收養關系的,審理時應適用當時的有關規定;沒有規定的,可比照收養法處理”。據此,本案應適用“當時的有關規定”,且“當時的有關規定”應當指發生收養關系之時的有關規定。

      本案中,劉某主張其于1968年左右開始與王某1共同生活,與王某1形成事實收養關系。當時我國沒有關于收養的法律規定或司法解釋,僅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相關問題的答復,其中1951年1月1日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收養關系諸問題的幾點意見》中指出,收養契約雖為養父母與養子女間的契約,但幼年子女的生父母亦可與收養的父母成立契約,將子女交其收養。只不妨礙子女利益,在習慣上(如近親輩分)又無妨礙,即應認為是合法的契約。收養契約,無論寫成書面或口頭訂立皆可,只要確能證明,均為有效。另1953年8月22日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收養關系諸問題的解答》中指出,我們新中國現在還沒有訂出關于收養子女的法律,實際上也只須有收養者與被收養者的父母或監護人同意(如被收養者已達一定年齡或已能了解收養的意義并須經其本人同意),就能成立收養關系,而別無其他必須的手續。1984年8月3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《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》規定,養父母中有一方在收養時雖未明確表示同意,但在收養后的長期共同生活中,已形成了事實上收養關系的,應予承認;親友、群眾公認,或有關組織證明確以養父母與養子女關系長期共同生活的,雖未辦理合法手續,也應按收養關系對待。根據雙方當事人陳述,劉某稱王某1向王某2提出將劉某過繼給自己,王某2予以同意,雖無證據證明,但在1968年,作為年僅12周歲的未成年人,劉某從某村到南某村生活,應當是經過王某2夫婦及王某1同意的。對于過繼這一事實,南某村委會和某派出所出具的《情況說明》雖未確認二人的收養關系,但通過走訪群眾并以書面形式對過繼事實進行了確認,“過繼”這一詞語在我國廣大農村的法律含義即為“收養”。后劉某5于1975年左右回到南某村,與劉某共同生活,亦未對王某1收養劉某的行為提出異議,因此,當時的收養關系是發生于各關系人間的同意或協議,而且根據當時的有關規定,無須有關機關的登記或確認。1980年,劉某已經成年,王某1回到北京后,雖未與劉某共同生活,但在此后的一段時間內,王某1以劉某母親身份多次向其單位、劉某所在單位及相關部門申請將劉某之女劉某2的戶口遷入北京。2000年至今,劉某一家到北京生活,與王某1夫婦來往頻繁,且對外以母子相稱,劉某夫婦亦作為兒子兒媳對王某1夫婦的生活予以照顧,結合王某1多次以書面或口頭形式自認劉某系其子,且自12歲起跟其一起生活,至今已逾四十年的情形,法院認為,劉某與王某1雖未辦理合法的收養手續,亦無辦理入戶手續的相關證據,但雙方以父母子女相稱并在一起生活,且生活時間較長,也為鄰居、村干部及村組織所公認,應視為以養父母與養子女關系共同生活。雖王某1與劉某5已有子女,但當時我國對此并無禁止性規定,其收養行為并不違法。一審法院認為王某1與劉某形成事實上的收養關系,判決確認劉某與王某1之間的收養關系成立。

      王某1不服一審判決,提出上訴,二審法院判決駁回上訴,維持原判。

      (案例來自北大法寶: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(2017)京01民終2768號民事判決書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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